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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现实中的另一个澳大利亚
说好的“低通胀”，为什么却越活越穷？
图解：越来越廉价的“奢侈品” vs 越来越昂贵的“必需品”
结语
前言：现实中的另一个澳大利亚
有没有一个瞬间，你觉得自己现实生活中的澳大利亚，好像和新闻报道上的官方版本有点不太一样？
毕竟在大写加粗的新闻标题中，持续的低通胀已令澳洲政府与央行殚精竭虑：“通货膨胀水平创历史新低，提醒澳洲经济出现巨大问题。”
今年第一季度的季度通胀率甚至跌至0，不但重重拖了年度目标2-3%的后腿，也敲响了通货紧缩的警钟。
事实上，低通胀也正是刺激澳大利亚央行最近连番减息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上个月央行决定第一次降息时，行长菲利普·洛（Philip Lowe）在会后的例行声明表示：“董事会做出这一决定是为了支持就业增长，并增强人们对通胀将与中期目标保持一致的信心。”
Philip Lowe（左）与财长Josh Frydenberg / 来源：AAP
而通胀率一般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来表示，CPI可以用于分析市场价格的基本动态，也是政府制定物价政策和工资政策的重要依据。极低的通胀率，也就意味着物价几乎没有上涨，甚至出现下跌（通缩）。
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是，当物价下跌时，消费者会停止现有消费，并等待未来价格下跌——从而扼杀消费经济，并可能导致经济衰退，使许多人失业。
所以央行会想方设法让消费者多从口袋掏出钱；但另一方面，我们却觉得口袋的钱在澳大利亚越来越不够花：
为什么明明官宣了“低通胀”，然而那些信箱里蹭蹭上涨的账单所提醒着我们的CPI，却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是不是活在另一个澳大利亚？
1
说好的“低通胀”，为什么却越活越穷？
为什么会觉得在澳洲越活越穷？
有人说，钱越来越不够花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资水平增长——事实上，这也是颇多澳洲政客在大选前游说强调的重要论点之一。
就连曾经大举反对工会要求加薪的澳大利亚央行，也加入了主张提高工资的队伍，“收入的增长水平过低是根本问题所在。”
央行行长菲利普·洛曾在2019年2月对众议院经济委员会表示，“我认为，许多人借贷时假设了自己的收入会以原来的速度增长，但他们却没有看到这样的增长——于是他们遇到了困难，没有那么多的自由现金，便不能以某种方式消费。”
“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强调提高工资增长的必要性。”
那么是不是涨工资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在过去二十年间，澳大利亚全国薪水的涨幅是以微弱的优势高过官方CPI的：
根据澳洲统计局ABS数据，从2000年第四季度截至2019年第一季度，衡量通胀的官方CPI上升了57%，而同期工资的涨幅为78%。
明明工资已经涨过了物价，为什么钱还是不够花？
事实上，尽管CPI仍然被绝大多数统计学家公认为是衡量通胀的最佳指标，但富达投资的资产管理专家安东尼·道尔（Anthony Doyle）认为，CPI并不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反应真实生活成本和生活水平的工具。
虽然编制真正的生活成本指数对统计机构来说太难了，因为不同的人会购买不同的东西，不过在他看来，通过追踪CPI的各大基本分类商品与服务的具体价格变化，可以了解澳大利亚家庭真正面临着的物价压力：
比如学校、医疗、电费在内的一些必需生活成本，甚至在过去二十年间惊人地增长了近200%——远远超出同期CPI的增幅。
欢迎你，来到真实的澳大利亚。
2
图解：越来越廉价的“奢侈品” vs 越来越昂贵的“必需品”
根据官方消费物价指数中的子类别，道尔分别跟踪并比较了自2000年以来，澳大利亚各类“必需”与“非必需”的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变动（如下图所示）。
据统计，虽然澳洲官方CPI在此期间上升了57%，但一些必需的生活成本——比如教育、保健、幼儿管护、保险、住房和大多数公用事业的价格涨幅，都远远高于官方CPI的涨幅。
其中，医院和医疗服务的费用上升了195%，学前教育和初等教育几乎增加了160%，而电费则猛增了194%。甚至连食品价格也比CPI上涨的更快。
“上个季度收到的市政费账单就又涨了四分之一。” 位于悉尼、家中有两个孩子的Laura（化名）抱怨道。
“说实话，大家都觉得只有私校的费用涨得厉害，但我还要说两句。我的两个儿子上的都是公立小学和高中。他们所谓的‘自愿捐款’——其实就是变相收费一直在涨，更别提高中的课本费简直太贵了。”
她打开了话匣子之后就几乎停不下来，“还有近几年越来越多的Toll（收费公路），最近这不又新通了一个隧道。”
悉尼的收费公路地图 / 来源：Roads Australia
事实上，对于像Laura这样的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这些开支几乎都是刚性需求——根本无法避免。
而有些讽刺的是，同期价格相对下降的商品及服务类别，却往往都是那些可买或不买的东西，例如衣服、汽车、视听器材、家具，以及游戏玩具等。
随着这些曾经的“奢侈品”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得，而那些明明位于马斯洛金字塔更靠近底端的“必需品”，却日益一日地将在澳大利亚拼搏的人们逐渐压弯了腰。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名词叫“恩格尔系数”，就是一个人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食品）的钱占其总收入的比例，一个人的恩格尔系数越高，就说明他越穷，反之就说明越富。
从这个角度看，对于收入较低的人群来说，生活必需品的涨价对其生活的影响尤其大。
因为必需品的需求是刚性的，能够减少的空间是相当有限的。比如电费涨了，固然可以减少使用电暖，但总不能不开灯吧？总不能为了日子“越过越好”，就每天住在车里（还得是太阳能车），什么也不干整天就打电脑游戏吧？
所以在基本生活成本的高水平“隐性通胀”下，人们只能通过减少非必需品的消费支出来维持正常生活。这样一来，市场也就更加疲软，整个经济的增长都会被拖累。
END
但是央行与政府可不会痛快地承认这一点。
毕竟他们睁大眼睛盯着的，是那个冠冕堂皇的“2%-3%”年通胀目标——虽然背地里，政府、银行与行业的既得利益者们可能都心知肚明地明白，自己正是远远高过这个水平的“隐性通胀”的赢家。
事实上，那些价格增长最为显著的行业，比如电力与天然气市场，就都有与政府的监管失控脱不开干系的“黑历史”。
而随着官方利率一降再降，产生的回报也越来越难与这些大幅上升的生活成本部分的增幅保持一致，许多澳大利亚人，尤其是年龄较大的投资者，不得不被迫面临寻求更高风险的高收益方式——比如股票和房地产。
这也意味着，这些人在其中成为了最大的输家：
收入低增长的养老金领取者；
低利率的银行储户；
以及那些不明白自己为何明明工资涨过了CPI，却还是不能达到收支平衡的澳洲普通工薪家庭。
本文参考来源：
Why we're feeling poor: Prices for schools, health and other 'needs' up about 200% in 20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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