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界纯属非虚构
北京东单公园
今天是国际不再恐同日。在今天，台湾地区实质性地跨越了岛内同性婚姻合法化进程的最后一关，台湾的同性恋者将从5月24日起，可以登记结婚。
而在60多年前，爱情和婚姻被社会承认、被家人祝福，是宁国风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情。在那个地下王国里，他光彩夺目，是尽人皆知的“巴黎小姐”；但在地面上的“正常世界”，伴随他一生的称呼则变成了“死人妖”、“鸡奸犯”和“臭流氓”。
娘家
东单公园门口（图片来源于网络）
北京东单公园。
这是一座北京核心城区的小公园，耀眼的白色工农兵雕像下，是跳交际舞的老人们，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但在某个特殊的圈子里，或者某种情境之下，一个男人如果说“我去东单公园了”，闻者便会流露出意味复杂的眼神和笑容，仿佛这是一句隐晦的江湖切口。
宁国风已经好久不来，但只要他一出现，就是这里的明星。他径直走着，不时有同龄人和他打招呼、握手，嘘寒问暖一番；也有“后辈”们围过来，敬仰地看着他。
人散之后，他会轻声地向跟在身后的记者介绍：“刚才那个是我的老姐妹儿，也蹲过三年”，“旁边那个别看他络腮胡子，他是个0呢。”
偶遇“老姐妹儿”
东单公园，北京“同志”的集合场地之一，在深秋的暖阳下，这里看上去一片祥和，但曾几何时，这里就像个战场——到处是“打游击的”，当然，还有穿警服的、戴红袖章的，或者“钓鱼”的便衣们。看过电影《东宫西宫》的，自会领会其中含义。
但人们还是要来这儿，年轻的来“交友”，年老的来叙旧。
“怎么说呢，就像回到娘家了，见到自己亲姐姐妹妹了，什么都可以说。你跟家里人是不能说的、跟单位不能说的、跟子女不能说的，在这里你都能说。”
“巴黎小姐”
现在的北京同志圈，宁国风被叫做“老巴黎”。他老了，牙也掉了，不再契合那个光彩夺目的称呼“巴黎小姐”了。
“巴黎小姐”得名偶然。1963年，年轻的宁国风曾结交了一个法国人，是大使馆的厨师，俩人在西单体育场聊天时被“姐妹们”看到，“呦，挂一老外啊？”，宁国风很自豪地回答：“是法国人，法国巴黎的！”就这样，“巴黎小姐”被传开了。
那时宁国风24岁，风华正茂，是一名中学教师，已经在北京同志圈有了名气。1955，还是个孩子的他，一天偶然走进东四人民市场旁边的大卫生间，上完厕所出来，好几个人追着他，“想跟我聊聊、交朋友。”
少年宁国风
这次“奇遇”让宁国风意识到，自己真的是有“同志”的，这世间像他一样的人大有人在。当时的北京，在东单、西单、前门都有同性恋群体的秘密“组织”。
“哎哟，原来我们有那么多人呢。”
“假丫子”
宁国风一度觉得，老天将他造就得与其他人不一样，“太活受罪了，男不男女不女的。”少年时起，他的与众不同就已初见端倪：性格文静，只喜欢玩女孩子的游戏，小朋友们都叫他“假丫子”。
10岁时，他和班里的班长要好，在家里做作业之余，两个孩子玩起了过家家。宁国风当“妻子”，班长当“丈夫”，两个少年抱在一起，宁国风在那一刻“感受到了温暖”。
青年宁国风
没成想，被下班的妈妈瞧见了，自然是将他一顿痛打，“简直没把我打死，太丢人了”。母亲的咒骂他至今印象深刻，“我缺了八辈子德生了你这么个东西”。宁国风懵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跟别人不一样啊。”
妈妈的一顿打叫宁国风“乖”了六年，一直到上初中，宁国风都不敢和男同学接触。直到16岁，他偶然在东四人民市场大公厕“找到组织”。
“反正我就是这种人，我应该过这种生活，你让我结婚生子不可能”，宁国风接受了自己是一名同性恋的事实，“我应该有我的生活、我的幸福、我的追求。”
“六嫂”
1956年，宁国风考入师范中专，开始住校，终于摆脱了母亲的监控。他很快和下铺的男同学开始了交往。
对方比他大四岁，长相英俊，喜欢踢足球、爱吹口琴，也很懂得疼人。“就觉得他是我顶梁柱似的，也没人敢欺负我了”。
对于俩人的“格外要好”，其他同学们也都心照不宣。下铺同学在宿舍排行老六，大家也就都半开玩笑地管宁国风叫“六嫂”。
宁国风的这场初恋爱得很恣肆，不但同学都知道，后两年，他竟敢带男友礼拜天一块回家吃饭。母亲看在眼里，气在心里，但大小伙子打不得了，只能又骂他一句，“真是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
青年宁国风
恋情持续了四年。一次偶然，宁国风发现男友竟然早已结婚，并育有一子。对方赔礼道歉，苦苦解释：婚姻是包办的，早就没了感情，但宁国风还是选择不原谅。
“我爱你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但是你不能歧视我。我就是这种人，我就这么想。爱本身是没错的，你欺骗我，就是没把我当人。”
1960年，宁国风师专毕业，他的恋情也在痛苦中结束。
“短命”
毕业头三年，宁国风专心教课、心无旁骛，很快成了中学里的优秀教师。六七十年代，北京对男同的民间称呼是“兔子”、“人妖”、“尤物”，年轻的宁国风，生存在一个撕裂的世界里。白天，他是受人尊敬的人民教师；晚上，他就是“地下王国”里的“巴黎小姐”。
1964年，他又结识了一位小他六岁的男友。当时母亲一看就说“这孩子你看着结实，我看着可短命”，宁国风气得够呛，“你说什么呢，我打你这老太太。”
一语成谶。两年后，男友重病，42度高烧，脑血管畸形崩裂，很快病危。宁国风听到消息后一路小跑到医院，“没看见人，看见坟了。”
接受采访时的宁国风
宁国风深陷悲痛。他蓄起胡子，也不打扮了，“跟个寡妇似的”。 1966年5月1日是男友的忌日，此后每逢五一，宁国风都会给他烧纸。
那之后，是更悲怆的大时代。
孝子
文革开始了，同性恋的罪名进一步升级——“流氓”、“鸡奸犯”、“坏分子”。
宁国风的母亲是街道主任，到了儿子的适婚年纪，人人都问“你儿子怎么这么怪不结婚呢”。母亲就回家不停给他做工作，甚至趁他夜里睡觉时，把他裤子脱了，“检查检查哪儿有毛病”。
“姐妹们”都知道，宁国风是个孝子，大家凑钱吃顿涮羊肉，他都要拿点回去孝敬老妈。一天，一个“老姐妹”病死了，宁国风心里难过，喝多了，半夜才回家，发现母亲正气鼓鼓地在胡同口等他呢，“我以为你死到外头了呢”。
“有时候我想想真挺对不起我妈的，我怎么这样，可是我没办法呀，你给我生出来就这样，我改变不了啊。”
宁国风和母亲
1972年，孝子宁国风还是结了婚。当年万般不能接受男友欺瞒的他，没成想自己也身处这种境况。他的婚姻不到半年就在仇恨中结束，对方离开时撂下了一句，“愿你断子绝孙”。
1977年，母亲病危，强悍了一辈子的女人终于躺在那里，虚弱不堪，但在宁国风来到床前的那一刻，她又爆发了最后的力量。
“她突然猛一下子把我推开，你别碰我，你别脏了我的手！当时我真是痛苦得要命，我说妈你怎么就不能原谅我呢。”
然而这还不是宁国风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母亲病逝三天后，警察来了。原来，因为一位“同道”被抓，在里面想“检举立功”，于是将他告发。他被定性为“思想意识差”，以及“鸡奸嫌疑”，送劳教三年。
中年宁国风
当着所有同事邻居的面，宁国风刚刚因丧母戴上的黑纱被一把扯下。他在外苦心经营了十多年的“正常、体面”的教师形象也瞬间宣告破灭。“整个人都给我撕破了，整个人面目全非。”
人下人
劳教所里，每天来来回回背洋灰，被管教捅电棍，这些还都不是宁国风印象最深的——在里面，打架进去的叫氓爷，倒买倒卖的叫倒爷，小偷叫佛爷，宁国风这种的，叫兔爷——他们是最受歧视的一类犯人。
“管教队长不就说嘛，你们这种人活着多余，活着什么劲啊，还不如扎茅坑死去呢。”
1980年劳教结束后，宁国风被取消教师资格，学校发配他到后勤部门工作。虽然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了，但因为屡屡要“整顿社会风气”和“严打”，为了陪绑、凑数，同性恋群体成为警察的重点抓捕对象，境遇好像更糟糕了。
宁国风
1982年的一天，宁国风去珠市口浴池洗澡，被一个小伙子主动“勾搭”。
“他拿脚踹我脚心，他也是这种人？慢慢地我就挪得和他近点，他就让我把手放在他生殖器上，我还不好意思往后退呢，他噌就站起来了，‘老家伙，你表演得够充分的了’。进派出所之后，他来句什么呀，‘嘿，我今天洗澡有额外收获，搂草打兔子，还真打着一兔子，下班啦’，披上警服走了。我的妈呀，他警察呀？你警察你也不能诱发我犯罪呀！二进宫，还是流氓罪。”
宁国风
这次宁国风获刑两年。出狱后不到半年，他再次因“流氓行为”被逮捕，送往东北劳教三年。
“我最怕听就这个词——流氓，你个臭流氓。什么叫流氓啊？我们双方愿意，我违什么法了？”
那段日子，“巴黎小姐”经常在夜里对着月亮流泪，他想，如果有下辈子，决不托生做同性恋了。
“为什么我这种人要受这么多折磨？不是一般的风风雨雨，是急风暴雨、腥风血雨，打得我真是……”
“老巴黎”
从38岁到47岁，人生最黄金的10年中，有7年宁国风在狱中度过。1986年，他最后一次走出监狱，无亲无靠、孑然一身。这位曾经的模范教师，只能以在故宫门口卖明信片和地图为生。
宁国风觉得，自己总是不受欢迎的人——好不容易不会因同性恋身份被抓，但因为是“无照商贩”，又成了被警察追打的对象。一辈子没给人下过跪的他，因为刚进的货被没收，向警察下跪了两次。
“真想扎茅坑死去，好像有一个大容器扣着我，见不到一点光明。”宁国风当然也绝望过，但他还是挺了过来，“我就不信我们这种人就永远不能让人承认。”
老年宁国风
1997年，新刑法取消了流氓罪，同性恋行为非罪化。2001年，同性恋被从精神疾病中取消。宁国风等到这一天，已经六十多岁了。“巴黎小姐”早已是梦幻泡影，他成了“老巴黎”。
一天，老巴黎走在路上，有个人从身后喊他“媳妇儿”，他回头一看，远远的，一老一少。老的那人模样似乎没变，但已是满头白发。宁国风恍惚地说，“你怎么那么老了”，对方激动地回应，“你也不年轻了啊”。
这正是当年下铺的男同学，宁国风的初恋。
“激动得浑身哆嗦，我的眼泪哗哗的，他的眼泪也啪啪的。他说你真够绝情的，这么些年也不跟我联系。想想当时真是挺幼稚的，一晃几十年了。”
旁边，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诧异而又复杂地看着两位泪流满面的老人，那正是初恋早已长大成人的儿子。
暖冬
晚年的老巴黎不再卖地图，靠低保生活。人到暮年，一无所有，但他总算在空气里嗅到了一点暖意。
2006年，67岁的老巴黎意外收获了第三段恋情，他们隔三差五就要见上一面，“总有说不完的话”。说这话时，老巴黎的眼中闪烁着特有的光亮。
“最初同志都跟作贼似的，顶多用眼神说话，鬼鬼祟祟。我那个时代对同性恋来说是严冬，现在成暖冬了，慢慢春天会来的。”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同志”是何时演变成同性恋者代称的，但总算，这个词汇不含贬义了。当年孙逸仙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时候，肯定料不到它如此的演化，但对老巴黎来说，他的同志人生，没有革命，只有“被革命”。
多年来，一起“被革命”的同志们：有的窝窝囊囊自杀了；有的结婚充丈夫、充父亲，唯唯诺诺一辈子，难得释放；而他选择坦荡过活。
“我说干嘛啊，既然老天爷造就的我是这种人，我就痛痛快快活几年。”
反正到现在他仍然坚信，爱是没错的。
老巴黎近照（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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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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