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联播的信号:汲取香港教训,让穷人能住得起房子
2019-08-25 13: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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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忽略了新闻联播传出的信号
(作者:共度时艰;摘自:“吾星星”)
看了住建相关报道,不同以往,这次强调的是顶层设计。
说起香港,不得不要提“土地爷”霍英东。他有一套四两拨千斤的本事,叫“卖楼花”。1954年,他用100万不到的本金,在一年时间里盖好并出售了100余栋四方街唐楼和香槟大厦、蟾宫大厦,净赚1000万港元,连他自己都没料到。这招一出,地产界啧啧称奇,争相效仿。
1981年10月12日,霍英东陪一位中央领导视察,途中聊到中国住房制度改革问题。
搞了半辈子房地产的香港商人霍英东,说了一句令领导震惊的话:“人一出生,国家就欠他一套房,怎么得了?”
这次会面为之后房地产行业的顶层设计埋下了重要伏笔,同时也被当作推进改革开放的十大贡献之一。
上海,是第一个引进香港土地制度的城市。为了体现国际化,当时的土地出让文件由一位香港的年轻建筑师进行翻译,他的名字叫梁振英。
40年后的今天, 香港房地产模式产生了连政府也没有预料到的后果——中国经济被房地产绑架了。
在2009年,86岁的李光耀接受《海峡时报》专访时提起李嘉诚,一脸不屑地评论道:“他制造了什么行销世界的产品了吗?没有!”
李光耀判断的没错。以李嘉诚为首的四大家族,通过房地产,控制整个香港的金融、电力、码头、电信。700万香港人只能乖乖地源源不断输血给他们。
曾经有一个人想极力反抗这种强大势力,他叫董建华。但是时不与他。
1997年,为了解决房价过高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八万五”计划。因为金融危机,失败。
1999年,他想搞新科技,推出数码港计划,代替房地产。因为互联网泡沫,失败。
因为房地产,就算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30多岁,还住在和父母的房子里,还是上铺。
这是典型香港一家八口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4个6个月至14岁的子女,居住在面积10平方米的房间内。
所以,现在香港年轻人,打个炮都要到外面钟点房排队。
给上海翻译土地出让文件的那位建筑师,也就是当年特首梁振英,他表示:我用启德机场的土地储备,给大家盖楼,解决住房问题。
很多东西表面看起来像是当前的问题,但本质却是在为历史还帐。
这个月,出现大量废青,他们上街,打砸、暴力宣泄。他们为何肆无忌惮疯狂?因为他们没啥好失去。
在上世纪50年代,那时的新加坡住房问题,跟现在香港差不多。
50多人挤在一个二三层楼的商铺房里,或是住在临时搭建在肮脏下水道旁的棚屋里,居住环境十分恶劣。
一次,李光耀在经过一个正在发生骚乱的街面时,看到一个人从楼上跑下来艰难地把他的电单车搬到楼上去。
这时,李光耀深深认识到:“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
如今的新加坡,年轻人没有住房之忧,也没有贫民窟,更没有鸽子笼、发水屋、㓥房。
2018年香港人均GDP4.89万,而新加坡人均高达GDP6.43万。
四大家族给香港的年轻人留下了猪笼房,他们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还成了国人眼中的废青;李光耀不但给新加坡年轻人高端制造,港口中心、物流中心,还有各种廉价保障房。
结 语
大部分人住政府建造的组屋,费用低廉。少部分有钱人买昂贵的商品房。这是真正的计划和市场的完美结合。也造就新加坡住房制度是世界上最成功的。
我猜测未来,中国将会形成一套以新加坡为师而兼具“中国特色”的住房模式。
耕者有其田是建国的方略,居者有其屋应该是强国的方略。
豪宅对笼屋,香港贫富差距触目惊心!这才是最大痛点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2016年基尼系数为0.539,比2011年上升0.002,创45年以来新高。事实上,自1980年代开始,香港基尼系数一直处在0.5或以上的水平,显示香港的贫富差距已经相当触目惊心。
2013年9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了首条官方贫困线,收入低于香港居民收入中位数50%的即为贫困。以此标准衡量,目前香港的贫困人口为101.8万,占整体人口的19.6%。而与此同时,香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却产生了为数众多的世界级富豪。2016年《福布斯》杂志的数据显示,全香港最有钱的50个人所掌握的财富达到了1.38万亿港币,是2016年年香港特区政府可动用财政储备的1.37倍。当然,香港那近2成的贫困人口只是相对贫困,在香港福利制度的庇护下,这些人的生存基本没有问题。如果收入太低的话,可以向政府申请领取综合社会保障援助。此外,香港的公共医疗水平高、覆盖面广,确保不会有市民因经济原因而得不到适当的医疗照顾。
然而,根据香港树仁大学的一项调查,有76%的香港成年市民认为现在的生活“颇痛苦”及“非常痛苦”,而在这些人中,大部分人认为住房问题是导致其生活痛苦的最重要原因。而且不少人的家里还雇有来自菲律宾或印尼的女佣,使得住房环境更加逼仄。由于房子小,很多人往往在外面逗留到很晚才回家,节假日也很少待在家里。
但就是这样的居住条件,也往往要耗尽大部分人一生的积蓄和精力,每平方动辄10万以上的房价,使得终身为房奴是普遍现象。而在香港的整体环境下,不管供楼压力有多大,能买得起私楼的仍然是成功人士。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更现实的选择是通过向政府申请公屋或居屋来解决住房问题。公屋和居屋都是由香港政府出资兴建的公共房屋,区别在于前者只租不卖,租金低廉,只相当于市场价的15%左右;后者可以买卖,价格大概相当于市价的60%左右。
目前,香港大概一半的人口住在公屋或居屋里面。但问题在于,一方面要住政府的房子有资产和薪金的限制,高于一定的金额就不能申请,出现了所谓的夹心层,他们没有资格申请公共房屋,而私楼的价格又高不可及;另一方面,因为楼价越来越高,申请政府房屋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些年轻人刚过18岁就开始申请,导致轮候的人越来越多,目前据说已经接近30万人。此外,更有许多底层人士,唯一选择就是笼屋。典型的笼屋不到100平方米,需要分隔出10个卡位,每个卡位分为上下两层,只能坐着,无法站立。而就是这么一点儿栖身之所,大部分笼屋居住者也需要靠综援才能住得上。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统计,目前香港有10万人住在笼屋里。香港住房问题的恶化,和政府长期实行的土地财政政策有关。从19世纪中期香港开埠以来,批租土地就一直是港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政府是土地唯一的所有者。为了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港府往往刻意控制土地的供应数量,旨在“少批多得”,这成了香港楼价高的源头,造就了房地产商的崛起,也遏制了其他行业的发展机会,更成了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策源地。(来源:昆仑策网【综合】)